中西古典思想中的德性与强力：第三届全国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综述

2024年9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在杭州成功召开。本届论坛以“中西古典思想中的德性与强力”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强力之争”“王道与霸道”“强力与正义”“中西古典德性互鉴”“德治与法治”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古典学、经学与文明根基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恒威分别致辞。林志猛教授首先热烈欢迎所有参会嘉宾，他指出，古典学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展现出其时代价值和思想活力。此次会议希望更好地探究古典学与现代世界、古典学与文明互鉴之间的密切关联，以汇通中西古典文明，更深入地理解当下和展望未来。

周江洪校长致辞（本文图片由郭鹏辉、邵楠所摄）

中西古典文明的研究与互鉴是古典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从中西古典学与经学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德性与强力之间的关系和丰富内涵，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西文明包含的价值观、世界观，更恰当地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周校长指出，中西传统文明、价值和德性观念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对于宇宙、政制、礼法、德性、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理解高度契合。中西传统文明都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究中西文明如何交流互鉴和作为思想源头的共通之处，有益于推进中西价值融合，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展现中西古代思想家在永恒的人世问题上相近的深刻见解，可重新认识并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精神源头，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发展观上的异同，构建起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应对现代的各种冲突和危机。

杨国荣院长致辞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在致辞中指出，古典学原本是西方特有的学术形态，但中国传统学说，尤其是经学，在内容和治学方式等方面与古典学确有相通之处。在古典学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分析和考察经学的现代形态与古典学的关系。德性在中西方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主题，在早期中西经典文献中，德性往往被看作对事物的正面规定，具有更广阔的形而上意义。此后，德性逐渐作为好的品格，与人的道德行为相关联。传统经典中的人物身上所被赋予的品格，慢慢变成普遍所认为的德性，而德性的内在特点，在历史中进一步外化为普遍规范。在此意义上，与当今的一般理解不同，德性与规范并非呈现为分化形态。杨院长认为，本次会议对上述问题均有涉及，有助于推进中西古典学研究。

李恒威书记致辞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恒威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在古典学与经学领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学术优势。古典学与经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都以探究人类思想的历史与启示思想的未来为重要使命。德性与强力、王道与霸道等议题，不仅是中西古典思想中的核心话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交流，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发展，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古典学和经学的研究还可以提供解决当代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古典德性与强力之争

张文江教授作主题报告

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首先报告《八卦、结绳和书契：文明起源与符号创设》。在传世文献中，中华文明的制高点概括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张教授梳理了八卦、结绳和书契之间的联系，重点关注此章中两处提到“结绳”时，表述上的不一致，深入探寻其制作本源。张教授指出，《系辞下》对“结绳”表述的不一致导致了《庄子·胠箧》和《白虎通》这两种不同理解系统。根据多个文本和诸学说可以确认，八卦发明于结绳之后，此后又发明了文字。结绳可看成契约或记账系统，由此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规范乃至礼法。由此观之，政治社会从“结绳”建立联系，引申出八卦和文字，并形成观念之网和组织结构。“结绳”作为八卦和文字产生前的准符号，产生于人类合作，在加强人与人的联系中，促进社会的发展。华夏文明在持续地符号化过程中，酝酿、积奠、演变与进化，与世界交流并不断发展。

江畅教授作主题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江畅教授以“从政治哲学看王道和霸道问题”为题作报告。江教授指出，王道和霸道是中国政治哲学重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王道和霸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术，而是基于对政治与天道关系的不同理解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由此也形成不同的政治格局。王道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之道，追求德化社会的完美秩序；霸道是王道无力之时的治世之道，追求强权政治的以暴制暴。前者“以德服人”，是德治、道义之治；后者“以力服人”，是力治、暴虐之治。总体上看，主张王道是中国政治和政治哲学的显著特色。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历史上的霸道观念，并对王道理论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孙向晨教授作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报告主题为“孝何以比肩四枢德、三圣德”。孙教授通过溯源中西德性概念指出，孝作为一种古典德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古希腊文化传统中，“四枢德”确保希腊城邦的建立和运行；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三圣德”勾连人神关系，由此确立起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德性系统。孙教授结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脉络指出，“孝”不仅与历史说法和制度设计相关，更反映了“生生”的形而上预设和对存在的连续性的重视。“孝”的构字法中反映的人类生存基本结构中不同世代间的结合，正是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基础所在。在此基础上，“孝”构成中国文化传统整个德性系统的基础。“孝”和“四枢德”“三圣德”作为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不同德性系统，反映的都是各自最为看重的生存论关联。在此意义上，“孝”作为枢纽德性可与“四枢德”与“三圣德”比肩。

崔延强教授发言

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方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崔延强作了题为“怀疑论的生活何以可能？”的报告。他首先区分西方哲学史上两种怀疑论传统，随后从古典形态怀疑论的三个关键特征出发指出，怀疑论不仅是一种心智批判的规训方式，更是一种试图通过这种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活动而每每保持存疑、达致宁静的生活方式。怀疑是一种治疗术，它通过祛除附加在人们心灵上的虚幻观念，切断知识与幸福的“天然”联系，给人们例示一种无独信念烦扰的生活何以可能。它是一种解构性的、非体系化的哲学，不预设任何自己的观点。它是生活世界的经验、常识、习惯和传统的守护者，表达出一种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林志猛教授作报告

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报告题为“西方古今哲学中的自然、正义与强力”。林教授通过检审西方古今自然观的内涵及限度指出，古典思想中对自然、礼法、正义和强力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了西方近现代哲人对自然状态和人性的构想。自然哲人基于物质元素探讨“本原”和“自然”，智术师则将自然与礼法、正义对立，认为礼法源于人为约定和外在强制。霍布斯等近代哲人继承自然哲人和智术师的思想，以不同方式阐述自然状态、欲望和人性，进而形成各自的契约论、自然权利观及政制设计。但也导致权利与义务分离、德性与权利对立，造成过度娱乐化、技术主义和政治极化。中西古典自然思想皆注重德位相配，用德统摄“权”和“利”，在求索仁德和大义中充盈身心并获得内在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彭磊做了题为“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美德”的报告。色诺芬将节制作为一种非常低的美德，故而苏格拉底的美德不应只是节制。苏格拉底的快乐来自爱智慧，但却因爱智慧太难而教导人自制，自制才是政治人最迫切的任务。苏格拉底对自制的最高赞美是将之与爱智慧关联。色诺芬区分节制和自制，认为节制与智慧。他认为，苏格拉底并不区分节制和智慧，所以节制比自制更为高贵。节制和智慧的统一意味着知识和行为的统一。自制只是苏格拉底的外在行为特征，智慧和节制则是最内在的美德。

柏拉图的德性与强力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刘未沫主持了柏拉图分会场的讨论，指出柏拉图对德性与强力、正义与不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为审视现实处境和个体内在秩序提供重要启示。

刘未沫主持会议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黄俊松的报告《柏拉图论德性与权力》处理的是城邦中四种德性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处理德性和强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两个要点：首先，《理想国》卷四中的四主德是政治性的德性；其次，德性和权利的结合是偶然的。作为政治德性的智慧不是技术性的知识，而是对城邦整体的关注，因而是一种哲学的知识。这里对政治德性的关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独善其身”，体现了政治德性和个人德性之间的张力。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异质同构，但是文本的细节会表现出其中的区别和通往其他对话的道路。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罗晓颖做了《德性何以掌控强力：以〈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若干论辩为例》的报告。首先讨论了强者正义的现实性和普遍性，接着引入了《理想国》开篇部分中苏格拉底对强者正义的驳斥。为了应对哲学在现实中的无力，苏格拉底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哲人王”。哲人王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最优异的典范，通过立法融合智慧和强力。对哲人王制度的信心来自对智慧的信心。最后，罗教授给出了对哲人王的更完整定义：他们在知识、经验、德性三个层面都应该是最优秀的。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肖有志作了《苏格拉底与珀勒马科斯》的报告。他指出，德性问题作为人间事务，具有明确的人物指向性。《理想国》中讨论正义问题会表现为其中某些人物对于正义的看法，或他们所具备的正义德性。柏拉图对话中往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特别是年轻人们）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人物内心变化与不变的东西都难以察觉甚或辨析，只有通过分析对话中人物的言辞和思想才能有所发现。肖教授以《理想国》中珀勒马科斯这一人物为例，将言辞与人的德性相关联，通过细致的翻译与义疏，展示珀勒马科斯的理智德性的变化。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武小西作了题为《无关性谬误？灵魂德性与城邦战争之间》的报告，她以美国学者大卫·萨克斯在六十年代提出的《理想国》论证面临的无关性谬误为讨论起点，指出学界中很多学者的回应都集中于两种正义是否能构成相互包含的充要条件关系。而克莉丝汀·科斯嘉德则在运用柏拉图的灵魂理论建构一种规范的能动性理论时，富有洞见地提出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思路：通过灵魂－城邦的类比，考察柏拉图如何论述城邦间关系，再将这个论述投射回灵魂层面。武教授基于这一思路，将柏拉图对战争的详细论述投射回灵魂层面，考察城邦间战争对灵魂德性的构成作用。

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讲师陈郑双的报告题为“道德义愤与成为僭主的欲望——关于《理想国》部分主题的思考”。陈郑双老师分析指出，在《理想国》中僭主及其政制是完全被否定的，不可能教年轻人去做一个好僭主，如果出现将一个年轻的僭主教育好的机会，更需要慎重地选择。道德义愤及其所激发的政治热情会让人们对自己灵魂内部的事物失去真实的认识和判断。文中苏格拉底索要做的就是，引导年轻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欲望与思考，以净化其道德义愤，协助他们抵御成为僭主的冲动。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何祥迪在《伦理学作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的报告中，通过分析对柏拉图著作和柏拉图研究史的考察以及古今政制和政治思想的差异指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不是相论和政治学，而是伦理学。柏拉图的相论（形而上学）和政治学都是以伦理学为基础和旨归，因此相论和政治学是理解柏拉图伦理学的背景。柏拉图伦理学是个体灵魂学，以追求德性和幸福为人生目标，不能期望从中发展出普遍的行为规则或现实善政，否则会造成生活和哲学的双重灾难。同时，由于柏拉图对话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柏拉图的伦理学研究需要持统一和整体立场，充分考虑柏拉图对话录的戏剧要素，圆融其中的各种离题、冲突和矛盾。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张波波报告为《作为一种情感的快乐——柏拉图〈法义〉中的道德心理学探微》，探讨快乐在《法义》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他指出，相比在《高尔吉亚》与《菲丽布》中将快乐视为一种过程，柏拉图在《法律》中将“快乐作为一种情感”来进行理解。张教授通过对《法义》卷一中灵魂与木偶这一著名类比的考察指出，柏拉图强调人类个体内在的诸心理力量之间存在微妙的平衡关系。在《法义》中，欲望既非灵魂的一个独立部分，也不是由理性来平息或根除的。因此，即便是有德性的灵魂，也并非处于永久和谐的状态，需要持续的教育性矫正，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复达到人类灵魂的稳定性。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王铠报告的是《从“死比生好”到“禁止自杀”：柏拉图〈斐多〉中的死亡观》。“死比生好”的哲学基础在于既将死亡视为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又将其转换为致力于灵魂自我实现的哲学活动，从而淡化了死亡之于人的现实要素。在身体与灵魂的互动关系中，自杀对追求智慧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死比生好”的哲学化无法内在地否定自杀。王博士认为，“人是神的所有物”的“自杀禁令”首先从神的维度引导以刻贝斯为代表的爱智者的血气，延生出对神和理性统治的不同理解，最终实现“自杀禁令”在文本中的“神学—哲学”转向。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孙亮鑫的报告为《从理想语言到日常语言：柏拉图〈克拉底鲁〉中的摹仿论》，考察了语言如何作为原型的影像发挥功能。与当代主流观点不同，孙博士认为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承认约定作用的自然主义，并成功调和了自然与约定的矛盾。这种自然主义通过影像与原型之间的摹仿关系，揭示了语言的双重本性。苏格拉底通过强调语言的正确指称功能，限制了约定在语言从影像转向符号过程中的作用。柏拉图的摹仿论旨在反驳前苏格拉底智术师的流变学说，区分智术师的诡辩与追求知识的正确言辞，捍卫语言与知识的可能性。

文明演化与互鉴中的经典诠释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陈赟作了题为“价值多元·意义平行·道通为一：《齐物论》与天下秩序”的报告。他指出，《齐物论》是《庄子》最具哲学性的文本，关注秩序的构建，提出了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思考范式。首先，“齐物”强调万物的差异与共生，通过“以天为根据”建立秩序。这是一种“不齐之齐”，强调事物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而非强制统一。其次，“齐论”通过“以圣人为尺度”协调不同学说的冲突。圣人能够超越各家争论，安顿多元价值观，使不同的思想在共存中保持秩序。最后，陈教授强调《齐物论》的核心是“以道观之”，它为多元价值的共生提供了基础。在当代社会，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如何在差异中保持共识，构建稳定的秩序，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借鉴。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的报告题为“再论《春秋左氏》经传合成过程”。虞万里教授认为，经传合一是儒家经典形成史上的重要转折，涉及文本内容、训释歧异及篇章结构变化，从而引发史实的不同解读。他基于对先秦至两汉儒家经典的传注、章句和说解的形态的长期研究，详细考察了经传合一的演变过程，发现《管子》是最早的例证，其后《墨子》《韩非子》等作品也有类似发展。他认为，《春秋》与《左传》的合一过程并非始于司马迁之前，而应是经过刘歆、贾逵等人的努力，最终由杜预完成的。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关长龙在其题为“‘意’字本义及其所指场域研究——从《大学》‘诚意’说起”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大学》中“诚意”作为儒家道德工夫论核心环节的解读问题。关老师指出，历代对“诚意”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意”字本义及其所指的生命存在形态缺乏共识。通过考察“意”字的本义，关老师认为其指代的是寄寓于主体生命中的终极本体，即“心之识记”。从终极本体生生成人的动态场阈来看，本体在阴静状态下凝聚为性体，而性体的发动功能即为“诚”，其所发的介质则为“意”；而本体在阳动状态下，自在于生命形态的为心体，心体的发动功能为“思”，其所发的介质为“情”。当主体生命的主宰因“诚”而贯通心性时，便达到了成仁成德的境界。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谷继明作了题为“内外与本迹——南北朝玄学、佛学论争中的文明论”的报告。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其异质文化特性，遭遇了不少质疑。因此，僧人借用中国固有的理论资源，尤其是魏晋玄学的“方内/方外”视域及迹本融合理论为之辩护。“方内方外”之说与迹本论密切相关，多元平等的“一本多迹论”一度使佛教与儒道并列，但同时也面临理论挑战，故而僧人强调“迹有圆偏论”。这些辩护推动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转变，承认王权的暂存性，强调僧团的独立性，形成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学说。

中央美术学院讲师朱赢的报告为《两周之际的帝王史叙事反思》，重点探讨了周携王在古代历史叙事中的位置。她指出，清华简《系年》的出土为携王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以重新审视司马迁等史家的用意。《史记》《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分歧反映了不同史书对王权正当性的立场差异，揭示了平王继位背后的政治斗争和史官的叙事意图。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田探的报告为《儒家义利观的“道”论意蕴》。田老师主要探讨了儒家义利观的内在结构及其基础上的道义论。他指出，儒家义利观融合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以保障民众生存权利为最高价值目标。在不同问题领域，儒家义利观采取了多样化的处理方式，体现了“道”的“理一分殊”原理，有效避免了义与利的对立。他强调，儒家道义追求秩序而不否定革命，寻求人类社会的安宁和谐而不反对变革与发展。这一观念是在把握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和根本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对人间各种利益关系的区别处理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德治与力治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江涛报告的是《亚里士多德论美与德性》。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将美和正义作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主题，但排在正义之前的美似乎并不具有与正义对等的地位。他论述了当代研究“美”的意涵的三种研究进路，进而讨论了美与善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从美善分离到美善统一的论述在“大度”这个道德德性的顶峰上戛然而止，而当论及道德德性的另一顶峰“正义”时，美善统一已不构成分析正义的基本线索，对美的关注已让位于对必然的关注。美善统一的真正实现可能是在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讨论之中。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樊黎报告了《快乐、哲学与沉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比较》。他对比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快乐学说指出，柏拉图的虚假快乐并不对应亚里士多德的偶性快乐，且两种快乐都不局限于身体欲望的满足；柏拉图的真实快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仍然是偶性快乐，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快乐目前无法确定在柏拉图那里是否有对应之物，至少沉思在柏拉图那里并不带来快乐。二者快乐学说的差异指向两位哲人在基本世界观层面的深刻差异，直接导致他们对人性最高可能性的不同理解。亚里士多德对沉思和哲学的区分意味着亚氏的沉思生活在本质上不同于柏拉图的哲学生活：哲学终究只是追求智慧的运动，而沉思已然脱离这个运动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裴延宇在其题为《亚里士多德论高贵及其与德性的关系》的报告中，探讨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高贵”（καλόν）这一重要主题。裴老师指出，καλόν的含义、译名及其在伦理学中的地位，成为现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他首先分析了καλόν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的三种基本形式，接着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形式与德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裴老师认为，καλόν作为基本的伦理学概念，其根本意义在于代表一种因其自身值得选择和称赞的善，体现了善的必然显现，标志着美与善的合一。由此不仅揭示出καλόν的多维内涵，也为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助理研究员张霄的报告为《统治应凭借强力抑或德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奴隶问题》，阐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与卷七中的奴隶问题。两卷虽然都涉及奴隶问题，但讨论的对象与目的存在差异。卷一主要探讨主奴统治关系，争论强力与德性何者能作为统治依据。亚里士多德批评了希腊城邦流行的观念，认为其未能正确理解德性与灵魂的关系，并借助“自然奴隶”概念，质疑由强力与习俗维系的奴隶制度。卷七则强调生活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即便是最佳政体，也不能以强力作为其统治的根基。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度的批判，也为理解其政治哲学提供深刻视角。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邓连冲在题为“亚里士多德持有‘神圣幸福论’吗？——努斯与幸福概念的划界问题”的报告中，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最佳幸福的定义，即“灵魂合乎努斯的实现活动”。他指出，部分学者将努斯解释为超出人性界限的神圣之物，从而导向“神圣幸福论”，即认为只有神才能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幸福。然而，基于对《论灵魂》等文本中努斯分离问题的分析，我们没有绝对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努斯分离于身体”的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存在核心论据断定“努斯不分离于身体”。由此看来，努斯并不等同于神圣之物，建基于努斯之上的最佳幸福概念也并未超出人的视域，而是融入于人的生活操持与行动之中。

诗经学与礼法之治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明珠做了题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中的宇宙论视野与王道政治理想——以《关雎》阐释为中心”的报告。不同于现代西方科学将科学、人事二分的做法，中国传统将从男女到夫妇的过程视为从自然到人事。《关雎》一诗描绘的是人性之常、人伦之本。汉代经学认为《关雎》表现出自然与人事、人伦与礼法的紧密关联，在王道政治层面为情爱与礼法问题提供了合于天地的神圣秩序。陈老师从多个角度澄清了汉代经解。她指出，两汉经学强调“用诗”，对《关雎》的汉代经解隐含王道思想，对现实政治而言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冯庆做了题为“诗经学的文学转向及其现代意蕴”的报告。他承接人大国学院吴寒《诗经学的现代转型：从1901到1931》一书，关注经学转型为文学的问题，在期待以常人为主体的现代诗能发展出教化功能的同时，重思诗经学的丰富内涵。他认为现代延续了古典诗经学背后的自然-政治哲学，诗经学的古今迭变并不是断裂而是贯通。文章学与经学作为中国文学学科前身，存在内部关联。经学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亦有折衷的可能。经学文学并非古今对立，现代文艺亦承载早期经学思维结构。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金方廷做题为“试论成文礼典对早期礼辞规约化的影响和推动”的报告。她聚焦礼辞的成文化问题，以先秦婚礼中的昏辞作为案例，考察礼辞的成文化对仪式语言的影响。成文礼辞使礼辞更具社会规约性和规范性。昏辞表现出礼典成文对礼辞规化的作用。部分昏辞的记载只存在于母诫女辞中，表明在古代的婚礼实践中，女子的母亲或在婚礼仪式中比父亲承担更多职责。昏辞的言语惯例亦呈现出阶级之别，表明其具有规约化倾向。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叶儿做了题为“禅代叙事下的景初祭天礼”的报告。她提出，景初元年制定的祭天礼具有自洽的逻辑，虽吸收郑玄礼学，但不完全以郑玄为中心。魏明帝在接受郑学祭祀结构时，未接受郑玄祭天礼的感生说，而是通过王者个人的功德和祥瑞所体现的天命为王朝提供正当性。这一思想根源于汉魏的禅代说。褚老师认为，此种做法使天子之家与天之间出现断裂，再次显现出家与天下的张力。

古典诗学中的德性教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雅凌在《夜行与对话术：从柏拉图读〈献给赫耳墨斯的荷马颂诗〉》中，以柏拉图阅读荷马的方式，研读《献给赫耳墨斯的荷马颂诗》。吴雅凌认为，全诗的谋篇呈相当严密的三分结构，赫耳墨斯与阿波罗的对峙处于全诗的核心位置，赫耳墨斯夜间偷盗、制琴、公开施展对话术，表现出交流和沟通的高超技艺。柏拉图对话中的灵魂神话无不与赫耳墨斯相连。从赫耳墨斯到爱若斯，从奥德修斯到苏格拉底，有一条神话诗和柏拉图哲学的交叉小路若隐若现。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罗峰在《欧里庇得斯〈赫卡柏〉中的奴役与自由》中的报告中指出，欧里庇得斯《赫卡柏》呈现出特洛亚女子落入奴役后的三种不同应对方式，对奴役与自由展开思考。特洛亚女子组成的歌队认为，奴役与自由相对，而珀吕克塞娜将奴役视为不可忍受的耻辱，为追求自由选择勇敢赴死，却无意中配合敌人完成了一场完美的献祭。赫卡柏应对奴役的方式构成珀吕克塞娜的有力对照，也显示出真正的政治成熟：正义而非自由本身，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德性。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段奕如在《肃剧面具与新式美德：透过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表示，欧里庇得斯以肃剧为媒介传达全新智识取向，以《美狄亚》为例，戏剧的表面情节为美狄亚血气式的复仇，她呈现出勇敢、捍卫荣誉等传统战争美德。但这是肃剧面具，她复仇的内在动因是欲望，复仇行动是欲望与自然知识结合的结果。美狄亚残酷杀子，导致戏剧表面的传统战争美德被消解，而她凭知识与欲望成功复仇、逃脱惩罚的结局，抬出欲望与知识结合的新式美德。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贾梦琦在《悲剧与雅典瘟疫：欧里庇得斯〈希波吕托斯〉中的爱欲与修辞》中指出，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中反思了雅典人遭遇的社会和精神危机，诗人反复利用“洁净”“污染”“病”和“药”等词汇和隐喻，与雅典现实世界相关联，反映伯利克勒斯在“葬礼演说”中将爱欲塑造为公共德性的失败。剧中不同角色依据各自爱欲所塑造的价值体系彼此冲突，造成正义秩序的崩溃。诗人有意利用道德术语的含混多义，揭示了爱欲与修辞的破坏性力量。

礼乐教化与易经之德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清江的报告题为“神道与教化——以朱熹的理解为中心”，阐述孔子及早期儒家经典中“神道设教”与礼乐实践的关系。礼乐实践并非基于世俗政治或伦理道德的外在要求，而是人类对天道要求的内发性回应。朱熹认为，“神道”是圣人设教的根源和基础，而非其手段或方式。朱熹从理气论的角度论证鬼神在祭祀中的“真实无妄”，哲学性地解释祭祀礼制的自然正当性，为“神道设教”的说法奠定坚实基础。现代分析常将礼乐视为人类对自身经验的神圣化，易基于现代人的预设而忽视古代礼乐实践者的信仰与体验。朱熹认为，礼乐不是世俗目标下的人为构建，而是根植对天道的终极信仰，礼乐的教化功能是信仰的必然结果而非发生根源。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陶磊在其题为“德性、政制与强力：以权力为中心的结构性思考”的报告中，考察了古代中国权力现象与西方的比较，分析德性内涵、政制形式与正当强力之间的结构性对应关系。陶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文明德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形成“强社会弱国家”的个体属天灵魂的德性；另一种是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回应群体属地灵魂的公平诉求的国家之德。前者的政制以君臣合作为基础，后者以法为基础。两种模式中的强力配置方式不同：前者允许社会使用强力，后者将强力完全收归国家。进入传统中国，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两种权力正当性的理解无法综合，导致无正当性的统治权与治理权合一，政制因统治者需求而变化，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

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守力的《〈周易〉中的皇帝王霸之道浅说》从传世文献、甲骨文和《周易》文本入手，考察了“皇帝王霸”概念的本义和演变。“皇”在甲骨文中指上古部落酋长，“帝”指天帝与先王，“王”在商周金文中寓意天地人合一，“霸”源于“伯”，伯凌驾天子则为霸。他通过分析《周易》的乾坤、晋升二卦指出何为“皇帝王霸”之道：乾卦的下卦代表王道，上卦象征帝道，“用九”是皇道；坤卦上六则讲述了霸道；晋卦预示王道衰落，霸道兴起；升卦代表仁义治国的盛世。李老师还阐述了邵雍的“皇帝王霸”说，结合《周易》“元亨利贞”的理念，解析三皇五帝之道及其在王道和霸道中的运用、王道的局限性与霸道的平衡。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李旭在《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从〈周易〉乾卦传解看儒家君子之德中的力与时》中指出，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代表祥瑞和福祉；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多作为被征服的邪恶力量。由于文化差异，“龙”难以直译为“dragon”，故而有学者建议音译为“Loong”，以免误解。他进一步分析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意义。与西方“征服自然”的观念不同，龙象征着自然的力量与德性，体现了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乾卦中的龙反映了君子自强不息的德性。《文言传》对乾卦提出了德义化的解释，强调“元亨利贞”所代表的正当性与天道变化的哲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自然与道德力量的尊重。

同济大学哲学系讲师吴小锋作了题为“何谓龙德：《周易·文言》‘六爻问答’章讲析”的报告。《周易·系辞下》指出，六爻象征天、地、人三才，每爻代表不同的变化层次，反映事物的动态发展。卦象由阴阳交互形成，爻体现了位次与等级差异。不同爻的组合决定结构与吉凶，这种组合称为“文”。当阴阳结构合理时，生吉；不当则生凶。《文言》通过乾坤二卦展示阴阳互根的哲理，提醒读者研究六十四卦时关注爻的动态变化及其关系以推断吉凶。孔子在《九五爻辞》中强调“圣人作而万物睹”，圣人通过观察自然规律，如“水流湿，火就燥”，洞悉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并引导万物各正其位，实现“物尽其用”。

古今视域下的律法与德性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董修元做了《迈蒙尼德论犹太律法学：一种指向德性完善的经学重建》的报告。董教授首先介绍了几个基本概念，随后指出，面对政治和文化危机，迈蒙尼德对律法学进行重建和改革。在理论律法学方面，迈蒙尼德为犹太律法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辩护，提出律法的总体目的在于实现人的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完善并重塑了摩西律法的神圣性。在实践律法学方面，迈蒙尼德编纂了第一部系统化的犹太教法典《律法再述》，给出全部613条诫命的经典来源和明确释义，为民众和律法学徒提供了范本。

扬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振的报告题为“哲学的自然性与启示的挑战——如何理解施特劳斯的《哲学与律法》”。他指出，施特劳斯的学术核心是回归柏拉图式的思想方式。《哲学与律法》一书展示了中世纪哲人如何以柏拉图的律法观理解启示。施特劳斯尝试通过柏拉图的律法观提供一个自然理性视角，从而重新审视启示与理性的关系。施特劳斯认为理性与启示的争执是西方思想史的根本问题，柏拉图的思想方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回归为施特劳斯后来的思想，尤其是对古今之争的长期思考，奠定了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于江霞做了《德性技艺化一定会陷入工具主义吗？》的报告，她基于古代伦理学对技艺的系统化探讨与当代伦理学的扩展性研辩而重释德性的技艺类比，反思当代学者对“作为技艺的德性”这一主张的批评与捍卫。她指出，德性本质上是生活技艺，讨论作为技艺的德性需在澄清“何种技艺，何种目标”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技艺所指向的心灵状态、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进而确证技艺的内在规范性以及作为德性整体的生活技艺对一般技艺的外在规约，如此方可避免理解与实践上的工具主义问题。

四川轻化工大学讲师郑启奎报告的是《柏拉图主义：诺瓦利斯诗化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他指出，诺瓦利斯诗化思想的目的在于消弭人的意识的分裂、回应康德遗留下来的经验世界与物自体之间的二分，并回应人道主义的现代性危机。他分别论述了反基础主义作为诺瓦利斯诗化思想的理论起点、柏拉图主义的理性在知性推论和理性直观上的二重性、以及柏拉图主义对诺瓦利斯诗化思想所产生的歧义。最后，他认为，这种歧义来自于新教神秘主义的陷阱与康德思想遗产的困扰。

近代哲学中的德性与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娄林的报告题为“作为漫游者的尼采”。他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为中心，分析了尼采关于漫游者的论述。尼采不信任概念，称其为“虚假”和“神话”，但他并未完全拒绝，而是将其视为哲学反思的养料。尼采通过“漫游”展开自我反省，这一过程被他形容为康复之旅。尼采强调，哲学的使命在于恢复人与自然的统一，纠正现代哲学对自然的割裂与遗忘。漫游者通过无目的的观察，重新连接世界与个体，探讨“自然性”的回归。他提出，“自我教育”是漫游的核心，个体在漫游中摆脱现代社会的束缚，逐渐塑造自由的自我。《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展现了尼采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通过漫游和反思，个体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完整的自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涛做了题为“作为审美现象的利维坦——兼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的报告。他认为，激情在霍布斯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霍布斯笔下的激情并非单纯的本能冲动，而是人类内在生命生活的积极表现，必然导致自然状态的产生。在自然状态中，恐惧作为特殊的激情，最终促成政治秩序的形成，成为新秩序诞生的基础。激情既包含个体性，也超越个体性而追求普遍性。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需深入探究激情的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关系。黄涛还将霍布斯的激情生活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崇高感相比较，认为自然状态中的恐惧实为一种崇高感，最终促使自然人彼此和解，利维坦则成为和解后的理想的共同生活机制。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包大为在《想象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失真与还原》中指出，马基雅维利意图揭示教权的腐败，设计现实主义的君主权力；为实现法律保障的公共秩序，他极力伸张共和政体下政治德行的持续性；为防止道德掩饰下贵族毁坏公共秩序，他又伸张政治行为中公共有效性较之任何意识形态的优先性。马基雅维利在近代以来的失真印证了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阶级统治中的彻底运用。愈发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无产阶级化的生存经历，将推动现代“平民”自觉还原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及其政治经济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姚啸宇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局限：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德性与政治》中阐明，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塑造了一名“圣徒君主”的形象。亨利醉心于宗教，但他的虔敬德性却使他丧失了理解政治事务、进行政治行动的能力，无法在危机面前捍卫王权和国家。对亨利的批判体现了莎士比亚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但这并不代表莎士比亚认同马基雅维利主义，相反，《亨利六世》中拥有马基雅维利式德性的政治家是导致英国陷入衰败和混乱的罪魁祸首。莎士比亚反对马基雅维利，是他认为后者没有认识到政治本身的限度。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程茜雯在题为“‘冷漠的哲人’何为？——莱辛《一个适时的议题》读解”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莱辛对维兰德批评哲人的质疑。莱辛对维兰德提出的“在哲人所做的事情当中可能有些恶吧”的观点表示警惕，认为此观点可能导致对古代哲人教诲的轻视，并助长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通过讽刺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莱辛揭示了缺乏真正哲人约束下的狂妄求知欲，即理性思想并非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莱辛支持哲人莱布尼茨的信仰，认为信仰不会因对真理的执着而被遮蔽，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探求真理过程中的退缩与坚持以及古代哲人和莱布尼茨的审慎态度。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杨晓彤的报告题目是“自由的辩证法：精神政治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批判”。她指出，精神政治作为生命政治的延展，超越了对身体的强制规训，聚焦于主体自我认知与自由意识的精神领域，旨在使主体屈从于外在控制与内在强迫。精神政治的“让精神活”的自由表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让精神死”的剥削性物质生产关系。批判精神政治不能仅缝合精神创伤，而应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分析，以联合他者的革命性实践，追求真正的自由，摆脱身体束缚与精神异化。

古典学与中西文明互鉴

圆桌论坛

22日上午，分组讨论结束后，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主持了题为“古典学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圆桌论坛，就中西经典研究、中西文明互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西南大学教授崔延强首先指出，古典文明的生命力源泉在于交流与互鉴，人文学者的使命是的使命是通过翻译和研究，推动不同文明文本之间的交流。他认为文明是不断变化的，但又有其内在的稳定性，不同文明应在交流中发掘与自身文化融合的基因。崔教授强调，文明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中国古典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东方形态，拥有独特的信念价值体系，对人类共同价值做出了独特的诠释与贡献。中国哲学的思辨精神和实践智慧构建了一种历久弥新、持续繁荣的经典文明形态。故而中国古典学应在交流与研究中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济大学教授张文江围绕古典学与中西文明互鉴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他指出，中西文明互鉴为古典学在当今中国的发展以及经学的复兴注入活力，并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古典学在观念上的由来，是维护人类文明发展，尤其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最优秀成果。古典学和古典语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整体，而后者更关注细节。古典学兼容哲学等人文学科，以最高的善好为目标并与教育相通，以维护文明的代际传承。因此，古典学以现实为基础，既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在整理前人文明成果和寻求时代性的善好中安顿个人的志愿和追求。中国古典学既继承西方古典学，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追追溯源头，探求新的可能。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认为，中西古典思想对宇宙、自然、德性和人性等永恒问题的相似思考，为中西文明互鉴提供基础，中西古典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能不断激发新的学术活力，并为现代生活提供诸多启发。林教授指出，中国古典学兴起的原因，是对人的灵魂秩序、生活方式、最好的政制和法律等根本的文明问题的关切。他强调，中西文明互鉴的关键不是比较具体差异，而是探究两种文明的共同思考和深切关怀。古典学的日益繁荣与学科建制化，将有益于人文学科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关长龙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角度，就经学体系问题展开讨论。关教授提出了与经学相对的“纬学”概念，纬学不应仅局限于汉代纬书，而与经学交织的学问。经学和纬学既有各自的独特结构，又相互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经学作为儒学最重要的根本文献，与《大学》体系相似。《大学》八条目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后者不断包容前者。经学结构是“成人”的内在体证，纬学则是主体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与传统生活世界中丰富而具体的知识谱系、认知说明息息相关，迭代迅速。经学的“成人”体系和纬学的述书结构共同交织成中华文明历史展开的完整布帛，并在古今中西的流转中，安顿个体生命和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磊重点关注古典学的更新问题。彭教授回顾古典学的学科历史指出，古典学发展应关心中国文明的建设而非仅仅照搬西方模式。对古典学的更新既要从研究范围上扩充其内涵，也要提升品质。中国作为重视传统的国家和文明大国，以经典作为文明生长的根基，有“文明综合”的未来抱负。他强调，古典学担负推动中国未来的文明增长和更高的文明综合的使命任务。文明的增长既要研究中国传统，还要继续理解西方文明传统，进而在中西文明互鉴中走向更高的文明融合。彭教授表示，虽然目前国内古典学研究仍有较大分歧，但文明互鉴能为学术探讨提供纲领性目标，使古典学各派在纷纭的境况中走向更高的共识，实现汇通和综合。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雅凌以古典学与中西文明互鉴如何同研究者发生关系为切入点指出，现代研究者在从事古典学研究的过程中，思想跨越语言和地域、历史和当下，已然置身中西文明互鉴之内。故而古典学研究者必须思考，个体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从古传经典中受益。她认为，读者应尽可能以谨慎而灵活的态度对待每位先贤的全部作品。经典本身即是共同体，经典作品的每一部分在正确的理解下都会相互感应。中西文明互鉴最终将面向未来，古传经典中蕴含的共同经验将使研究者在未来的人生中获益匪浅。吴老师引赫尔墨斯为例强调，交流与沟通而非对峙与冲突，才是中西文明互鉴的根本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娄林就古典文明和中西文明互鉴的反思展开讨论。他认为，中西文明互鉴必须回溯源头，思考古典文明的原初出发点及发展的根本动力。娄教授进一步举例说明了反思“古典”本身的设置及原初规定的重要性。首先是中西古代思想家面对文明危机时，对写作方式和建议形态的探讨。其次，西方古典哲学和中国古典思想在探讨政治秩序时，关注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系统。这反映出不同文明基于不同政治生活经验，产生的思考方式存在差异。娄教授强调，文明互鉴必须回到出发点，重新审视不同文明确立其古典传统的奠基性思想，寻找其原初根据。

在随后的对谈和问答环节，各位专家学者就经学的现代转化、经典语境的重审与反思、个体与经典的互动关系、古典学的继承与发展、当代古典学的教育教学等延展性问题展开深入而详实的交流讨论。

闭幕式由林志猛教授做致辞。林教授表示，本次会议围绕德性与强力的主题，从中国经学和西方古典学视角出发展开交流讨论，关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作品，也包含尼采、霍布斯、马基雅维里等近代哲人的思考，同时涉及中国传统诗经、易经、儒学和经学以及政制礼法，研精阐微。他指出，中西文明对德性、强力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有共通的见解。德性原则看似远离强力辩护下的现代生活，但是任何时代和政治体制都无法脱离德性。中西传统文明、价值和德性观念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中西古典在永恒的人世问题上的深刻见解能为应对各种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最后，林教授向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以及诸位参会学者、会务组师生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至此，第三届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圆满结束。

分会场讨论

分会场讨论

特别声明：本平台所发布的部分公开信息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本平台所提供的信息，只供参考之用。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如有侵权请联系qq客服删除，3372575805谢谢合作！